难忘的两年中学时光军训作文300字初一

难忘的两年中学时光军训作文300字初一

军训作文300字初一,这样的人让我敬佩作文600字初一,快乐的初一作文　　军训作文300字初一,这样的人让我敬佩作文600字初一,快乐的初一作文上学读书是每个少年成长的必经之路。然而，你可知道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位在成都中上初中的学子都经历了些什么？那不堪回首的动乱年月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呢？

　　初69级学生于1969年3月进校，没有经过任何考试。学生来源于成都东城区九眼桥附近的太平横街小学、莲花池小学以及五冶子弟校等。当时进驻学校的工人思想宣传队来自第五冶金公司。五冶位于牛市口成都无缝钢管厂。

　　这批学生没有编为初69级，而是用军队的“连”和“排”来编制的，如二连二排，四连一排。“排”则相当于过去的“班”，名曰学军。受到信任的老师（大约30岁左右）被任命为“连长”，大概管六七个班（排）。1968年秋至1969年春，学校经历了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，凡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被列入“牛鬼蛇神”之列，不准教书，部分老师则是控制使用，进校时部分所谓有问题的老师仍在“集训队”中关押。[1]

　　1969年4月1日，北京召开第九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，即九大。九大党章第一次在国际运动史上确立了党的领袖的接班人。党章明确规定（1907-1971）是的接班人。学校奉上级命令，组织学生上街“欢呼雀跃”了至少三天。然后组织学生到三瓦窑桂溪人民公社挨家挨户宣传九大。这样，九大开了三个多星期，到4月24日结束，学生就“雀跃”了三个星期。

　　5月上旬，学校组织学生去龙潭寺附近的院山人民公社劳动，地点位于成渝铁路旁，时间为三周，大约5月25日结束。

　　学校使用的教材，有“工业基础”，简称“工基”，实际就是过去的“物理”和“化学”。物理力学中的练习题都有毛主席语录，以示密切联系政治。[2]“农业基础”，简称“农基”，即生物课。第一章大概是介绍毛主席的“农业八字宪法”，即“土，肥，水，种，密，保，管，工。”语文课教材中毛主席诗词、著作和语录至少占了四分之三，有少量的鲁迅杂文，没有任何中国古典诗词，更没有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。有一篇上海陆荣根如何去挑陶铸副总理[3]的文章“过错”的记载[4]，有一篇前上海市长柯某人女儿柯六六写的对其父亲的回忆。没有历史课，也没有地理课。

　　上第一堂语文课的老师大约三十岁出头，上课伊始，他首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：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，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，要爱护学生身体。教员要少讲，要让学生多看。[5]……考试可以交头接耳，甚至冒名顶替。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，我不会，你写了，我抄一遍，也可以有些心得。[6]

　　每天早上有二十分钟的早读，由学生或老师领读《毛主席语录》或前一天的报纸，名曰“天天读”。读《毛主席语录》前要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，祝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。

　　课堂秩序混乱，老师不敢管，也不敢教。不想学的同学常常大闹课堂，随便进进出出，教室几乎形同茶馆，摆龙门阵的有之，睡觉的有之，做其他事的有之。

　　1969年9月秋季开学，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国庆二十周年的方块队，从九月起每天下午开始操练，一直到10月1日。

　　10月起，中苏冲突升级。10月中旬，中苏两国外交副部长谈判开始，战争气氛十分浓郁。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造一百块砖，[7] 为备战所用。学校组织学生出去行军拉练，步行到龙泉驿，大概是两天。

　　1970年2月到6月上了三个多月的课。3月全国开展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[8]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省，不用最高法院批准（那时的法院瘫痪，公安、法院和检察院一起办公，大量案子后来都证明是冤假错案），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成都市体育场参加宣判大会，会上宣布判处至少有3人的死刑，其中一人是前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67级学生宋仕碧，宋是专业军人，因参加文革武斗欠有血债。另一名川大学生越境到朝鲜，被引渡回国，以叛国罪判处死刑。三人都是五花大绑，背上插有判处死刑的标子，胸前挂有打上一把大叉表示判处死刑的牌子，由警车鸣着警笛游街示众。犯人的嘴都被蒙上塑料布，怕他们呼反动口号。参加公判会后，学生回校座谈体会。

　　1970年5月上旬到下旬去五冶公司下属的一个车间劳动，车间位于跳蹬河成都热电厂与保和公社之间，时间为三周。6月回到学校上课一个月。

　　1970年9月，学校组织庆国庆方块队，每天下午操练。10月1日凌晨1点要求到校集合。男同学身着绿军装，手执木大刀，头戴树枝，女同学操练腰鼓，时间长达一月。

　　有一天，语文老师李海民带领大家操练，学生很散漫，操练得不好，不听话，军代表王连长一见就冒火了，当着几百学生对李老师咆哮，狠狠地骂道：你饭桶！军代表来自空军。李海民老师出生革命烈士，他的脸在抽搐，没有说一句话，默默地忍受这一羞辱。

　　1970年秋季一学期的上课时间不到两个月。10月底，学校组织学生去彭山县谢家公社的分校劳动两个月，要交8元钱的伙食费，还有2元钱的火车费。有些家庭贫困的同学交不起，只好申请困难补助。11月至12月到彭山劳动两个月，宿舍里没有电灯，没有热水洗澡，能用煮菜的水烫脚也是奢侈品，睡的是地铺，名曰锻炼。

　　1971年3月，桃花盛开的时候，又安排了一次到龙泉山泉公社劳动，位于成都到简阳24公里的花果大队，时间大概三周。

　　1971年4月学校开始动员年龄16岁以上的同学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橡胶农场支边，地点是位于中缅边境的瑞丽。一位军人来动员，说是去当不穿军装的农场工人，每个月有30元的工资，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。听起来比上山下乡的条件好，至少有固定工资，大约三分之一的同学报名去了云南。学校做得很“神气”，很“负责”，要与父母取得联系，征得家长同意才“批准”去云南。当时我父亲正在简阳军垦农场接受政治审查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，母亲在位于成都27公里远的龙泉驿山泉公社的成都师范学校，周六才回家一次。中学班主任也没有把我当重点对象来动员，加上父亲朋友的忠告，我借医治眼疾，躲过了这一关。回想起来如果去了云南，恐怕就很难走上今天的道路。我对某中学心存的惟一感激，就是他们没有来死缠动员我去云南支边。被批准去云南支边的同学大约是五月初离开的，以后基本没有上课。

　　1971年秋天，偶尔叫同学回学校上课。事件[9]后一个半月，大概是11月，通知所有同学回校传达，由金涛校长宣读。两年前金涛还在受批判。

　　是年年底，学校宣布，凡是1971年没有年满16岁的同学可以读高中。为高72级。

　　那时男女同学间是不说话的。正在发育的少年男女没有正常交流，没有文艺活动，没有音乐课、美术课。可以唱的只有沈阳音乐学院作曲家李劫夫[10]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，加上八个京剧样板戏。[11]

　　曾参加批判十二中的一个高中生黄孝齐，黄是成都工学院某教授的儿子，手巧，能装收音机，据说他偷听敌台，还跑过广州。后来被抓了，判了刑，据说其罪行是他去广州是要偷度香港。1983年笔者到广州读书时，上课的外籍教师每周末乘火车到香港购物，才知道广州离香港起码有三个多小时的火车，比成都到绵阳还要远，那时没有开设地理课，大家的地理知识很浅薄。

　　学校革委会[12]组织学生去批判校医陈继勋，把老人整得死去活来，被迫跳楼自杀未遂，陈的女儿曾告诉我，校革委会主任黄崇达不仅不救，反而在现场开批判会，老人口吐白沫，惨不忍睹，无非就是他曾当过军医。还批判过范洁如老师。同年级的一位出生工人家庭的女同学，写过“谢又生，你要老实点”的大字报。学校当局组织学生多次参加斗争前校长陶鼎辉先生的批判会，内容主要是陶校长执行了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，排斥工农子女，搞分数挂帅。2011年5月笔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Regenstein图书馆做汉文佛教大藏经的调研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建有中国1957年的数据库，其中有1957年陶鼎辉校长及黄黎扬教导主任等人引诱学生鸣放给党提意见，把数十上百的青年学子打成并毁了他们一生的记录，据说比例高达学生的百分之八，名列全市第二。[13]而三十年后，当受害学生去找陶校长时，陶校长对此毫无悔意，认为他是在执行上级指示，责任在上级，他是无辜的。陶校长耿耿于怀的是文革中他遭到的迫害。

　　余无资格读高中，于1972年3月下乡。为了离开农村，1973年9月到成都师范学校学了两年英文，毕业后到成都某中学教书。1976年，以后，终于有了1977年的高考，然而没有高中的基本训练，考试十分吃力，勉强考过及格线，最后到了四川师范学院（1985年改为四川师范大学）。

　　欧阳竟无先生（1871-1943）曾说：“悲而后有学，愤而后有学，无可奈何而后有学，救亡图存而后有学。不如是而有学，其施也不亲，其由來也不真，其究也无归，唐其智力精神。危乎冤哉！天下有如是学，吾其愈益悲也”。[14]吾悲生逢乱世，不得机会学习，一生坎坷。一有机会学习，十分珍惜。

　　余在洛杉矶一大学，每年开一门儒学和佛教课程。余常告诉学生，司马迁对于孔子，十分尊崇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！”儒家提倡尊师重教。然而，对于某中学的老师，余迄今为止仍未想出应该如何去尊师，尤其是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时光，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，留下的是后悔和失落，要说去感谢老师，不知道如何去感谢，或者去感谢什么。

　　[1]1968年秋至1969年全国各地开展了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，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被抓进牛棚，不能回家，几十甚至上百个有问题的人被隔离住在一起交待问题，吃饭时一起排队去食堂。那时全国各大学、中学、小学，甚至工厂，各单位，都有这种类似监狱的牛棚。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有一句名句: Denmark is a prison.此句颇能描述当年的情景。

　　[2]如推车上桥，要先学毛语录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意即以毛主席思想为精神指南，最后才推车上了桥。这样，学生学习物理的同时也学习思想。

　　[3]陶铸（1908—1969），湖南省祁阳人。中国和国家的领导人, 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，国务院副总理。1969年11月30日，陶铸因遭受、“”的残酷迫害，含冤去世，终年61岁。1978年底，中央为陶铸召开追悼大会，恢复名誉。

　　[4]上海中学生陆荣根受“怀疑一切”的影响，对陶铸的文章，大概是那篇有名的“松树的风格”一文挑错，例如“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”，陆指责陶铸负面地说“太阳”是“炎炎烈日”，以证明陶反毛。陆对陶进行这种攻击，显得十分幼稚。后来陆大概遭过围攻，受了刺激，死于1967年。文章赞扬陆敢于与陶铸斗争的精神，今天看来十分荒唐。

　　[7]成都地区的土壤含沙多，不宜做砖，可是当时谁也不敢出来说一个“不”字，或是“不行”的话。据笔者所知，几乎没有任何家庭完成这个指标。

　　[8]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是期间、以1970年1月30日中央发出《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》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，其内容是指：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、反对贪污盗窃、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。这场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。

　　[9]（1907-1971），湖北黄冈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。曾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国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、国防部部长、第一副主席等职务。爆发后，他成为二号人物，曾作为中央主席的接班人被写入《中国章程》及1970年宪法草案，但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上，陷入与等人的权力斗争，加上因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而与的关系破裂，旋即失势。1971年发生“九一三事件”，和妻子叶群、儿子林立果，乘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，机上全部人员身亡。被指责为叛党叛国，被开除党籍。关于事件，迄今仍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谜。

　　[10]劫夫（1913年－1976），全名李劫夫，原名李云龙，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，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、音乐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教授。知名革命歌曲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》及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等都是劫夫谱曲，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和语录歌曲。1971年10月20日，劫夫和妻子张洛因涉嫌与反革命集团有牵连，被关进了“学习班”，实行隔离审查，同时劫夫的歌曲被停播、停唱。在“学习班”，劫夫待了五年，1976年12月17日突发心脏病去世。1981年，劫夫的歌曲才被解禁。

　　[11]“革命样板戏”的出台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“左”思潮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产物。“革命样板戏”的特点是“革命”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那个大搞“阶级斗争”时代的需要。在手里，样板戏的“革命”特点被发挥到极至，是推行“文化专制主义”的一个强硬的政治符号。从1966年到1976年，除了革命样板戏外，基本上没有小说、电影或其它文艺。仅有少数从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、越南、朝鲜和罗马尼亚进口的故事片。电影院上映的多为过了一两个月的新闻简报。新闻简报有点像今天的新闻联播，那时没有电视，新闻简报放映于电影正片之前。

　　[12]革委会的全名是“革命委员会”，十二中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黄崇达。黄无本科文凭，仅是十二中高中毕业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。文革中废除了校长制，用的话，“一个革命的、有代表性的、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。”文革后革命委员会被废除，又恢复了校长制。

　　[14]歐陽竟無，字鏡湖，江西宜黃人，四十嵗之後改字為竟無，尊稱為歐陽竟無先生，竟無大師，支那内學院的建立者，復興佛教法相唯識學，是中國佛學研究的先鋒。見《內學》第一輯，收于《內學雜著》上，載《歐陽競無先生內外學》第十二冊），1924年12月。又見鄭曉江主編，《融通孔佛：一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26頁。

　　龙达瑞，1969-1971年曾在12中“混”了两年。1977年考上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，1982年毕业，学士；1987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（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），硕士；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，博士。曾获瑞士洛桑大学Erasmus 奖学金，赴瑞士洛桑大学学习梵文。曾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 “Senior Fellowship”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奖学金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奖学金。现在洛杉矶西来大学宗教系任教授。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文献学、明代佛教大藏经，2017年在波兰发现《妙法莲华经》深蓝纸泥金字西夏文写经残卷一册，为世界仅存国宝级文献。